知道分子 秦前红专栏    

　　武汉并非电视问政的首创者，但把电视问政弄得如此声势浩大、风生水起的却似乎只有武汉一家。武汉电视问政已延续三年，由最初的一年一次，发展到一年两次、一次五场，大有连续发展下去之势。每年武汉电视问政之时，便是国内媒体蜂拥而至之时。媒体的大幅度报道，更加助推了这一档问政节目知名度的提升。但检视媒体报道，少见深度的思考，多见浅显的颂扬。作为一名曾经的问政参与者和密切关注者，本着质疑是为了完善的态度，我在此表达一下自己对电视问政的管见。

　　客观而论，电视问政是一档颇受本埠市民欢迎的节目。据节目制作方武汉电视台的介绍，问政节目的收视率比同期热门电视剧的收视率还要高出许多。尽管此说法没有独立第三方调查机构数据的支撑，但以我接触的各类人群的看法而论，大致可以印证上述结论的成立。个中原因在于：

　　电视问政为市民提供了一种问政的剧场化体验。市民可以通过类似设身处地的心理投射，使得某种情绪得到淋漓尽致的宣泄。对官员的直接究问，对问题的大胆暴露，甚至对官员毫不留情的批评，以及官员在镜头下的难堪和窘迫，均打破了很多市民的政治神秘感和隔膜感，而有了实在主人翁的快意。

　　湖泊山体治理、渣土污染、三公消费、建筑违建、服务作风等等这些主题均贴近现实、贴近百姓。节目制作方精心设计的短片曝光问题、观众提问打分、官员问答承诺、事后整改问责的问政流程使问政显得有真实感，因而能够赢得节目受众的心理认同。

　　电视问政被武汉官方定位为民主监督的新形式，是治庸问责的重要内容。电视问政的主导者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认为：电视问政不应只是一个节目，而是揭露问题、检查工作、考核干部、联系群众的工作平台，其终极目标是“让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公务员常怀敬畏之心”。在如此目标追求之下，短期内部分市民关切的问题确实得到了解决，机关和干部作风得到一定程度改进，政府的服务效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这些自然也能提高电视问政节目的美誉度。

　　电视问政的过程是一次释放善意、宣传政策、解释施政困难的过程。此种形式若运用得当，能够增加社会各方对施政者的体谅和宽待。并可能通过角色互换、将心比心，拉近施政者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减少施政的阻碍。

　　电视问政尽管有上述所谓的正面效应，但其局限性也不容忽视。这些局限可分述如下：

　　首先，电视问政是民主监督其表、威权问责其里的一种形式。它依靠的是体制内的科层问责监督和主要领导人的强力意志推动，其核心还是通过媒体曝光后，由上级领导对下级问责。体制内的问责如同自古以来实行的监察制度一样，天然存在选择性问责等诸多缺陷。武汉电视问政三年来暴露的诸多问题，若严格按照相关问责制度来要求，应有很多官员要遭受严厉查处，但事实上相关问题官员却稳坐官位、安然无恙。这种只揭露不严格问责的问政形式若持续长久，会导致政府公信力的流失，加剧市民对政府的失望。

　　其次，依法行政是政府行为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电视问政主体到底是谁？这个赋予问政正当性、合法性的根本问题，在热闹的形式下被严重遮蔽了。若是电视台，媒介的舆论监督俨然干政，它如何能有如此强大的能量任意要求某个官员到场？若是广大市民，那些到场问政的市民是依循何种正当程序选派出来，如何防范市民“被代表”的情形发生？若是“治庸问责办”，那该机构自身也是并无组织法明确授权的临时性机构。一个合理的追问便是，谁可以问责“治庸办”？谁可以监督“治庸办”？

　　再次，即便是合法性、正当性不存疑问，电视问政的投入大，成本高，亦使得这种问责形式难以常态化。姑且假定主导电视问政者有壮士断腕之心，但也一定有害怕引火烧身之顾虑。武汉电视台的一位负责人就曾直言不讳地说，电视问政还处于较浅的层次，不仅问政的频率有限，而且问政的内容、尺度也有某种限制，目前还只能做到“动皮毛不动筋骨”。

　　最后，一个城市政府在特定时间内的配置资源总量和治理能力是有限的，指望它能解决老百姓关切的所有问题极不现实。电视问政极易成为电视切糕，违背资源分配的预算法治。电视问政所涉及的很多问题有着很复杂的面向，有的可能涉及机制问题，有的涉及多个行政部门的职责分工问题，还有的甚至可能涉及整个行政体制。比如交通拥堵、排水不畅的问题，表面的呈现可能是交通、水务部门的失职，但却可能忽略了武汉市同时存在一万多个建设工地所滋生的治理难题。节目制作方为了追求节目效果，让苦主现场指控当事官员。民粹主义逼问让官员左支右绌，个案纠结取代了对制度的理性审视。这不仅可能消解行政部门的行政权威，而且还会让官员在镜头的逼视下违心承诺、迎合性表态，违背行政决策正当程序。

　　另外，在现有的人大、政协制度化的问政渠道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另起炉灶力推电视问政，于现有政治资源而言是一种浪费，也有陷入作秀的危险。

(作者系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